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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:滨海新区蝶变三十四载

来源: 天津日报 作者: 刘元旭 邓中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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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瞭望》新闻周刊7月14日刊发通讯,报道天津滨海新区从开发区“一枝独秀”到多层次开放试验田“百花齐放”,从经济体制改革“一马当先”到全面深化改革“万马奔腾”,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三十四年变迁,映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壮丽图景──

初夏的渤海湾,东风激荡,大潮奔涌。

清晨,当一轮红日从海平面喷薄而出,高楼林立的滨海新区,迎进了天津的第一缕阳光。三十多年前,这片曾是盐碱荒滩的土地,激荡起津沽大地改革开放的最强音。

1984年,中国最早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里诞生。两年后,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里提笔写下“开发区大有希望”。

东风四十年,春色铺满园。从开发区“一枝独秀”到多层次开放试验田“百花齐放”,从经济体制改革“一马当先”到全面深化改革“万马奔腾”,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,这片勇立潮头、敢为人先的热土,改革开放创新的浪潮,层层迭起、奔涌不息,不断打造开放“新高地”,不断树立改革“新地标”,不断厚植发展“新沃土”,演绎着一个又一个“春天的故事”,映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壮丽图景。

今天的滨海新区,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,坚定改革、扩大开放,迈着高质量发展的步伐,踏上新时代的不凡征程。

开放春潮层层迭起

“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,只会越开越大!”2018年4月10日,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向全世界庄严承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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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证明,过去40年,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,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将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。

滨海新区泰达大街的垦荒犁纪念广场,矗立着一座名为“垦荒犁”的纪念碑,上面镌刻着“开发区大有希望”。这熠熠生辉的七个大字,记录着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段“春天的故事”。

时间回到1984年。这一年,中央提出在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的同时,开放大连、秦皇岛、天津、烟台、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,新辟经济技术开发区。当年12月,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沿海一片盐滩上成立,成为最早一批开发区之一。

1984年,没有产业基础,没有基础设施,没有成熟经验可循,天津开发区在碱花如霜的不毛之地上开始起步。建设之初,天津开发区就旗帜鲜明地喊出“项目是生命线,投资者是帝王”“为投资者提供方便,让投资者赢得利润”等口号。

1986年8月21日,邓小平同志来到了天津开发区。当时,天津开发区已有11个国家和地区投资,与外商签约41家。但与此同时,基层对改革开放的疑虑也在悄悄流传。

“见到小平同志我们都很激动。看小平同志非常和蔼,我们忍不住把心里的疑虑说了出来。”时隔三十余年,时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叶迪生仍然清晰记得当时的细节。“当我们问‘改革开放是不是要收?’时,小平同志说,‘对外开放还是要放,不放就不活,不存在收的问题!’”

为给一线建设者们鼓气,小平同志在天津开发区欣然题词,“开发区大有希望”。“小平同志题词当天,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国,各地开发区纷纷找天津要题词的复印件。”在接受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,回忆当时情景,年逾八旬的叶迪生至今仍难掩激动心情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最早的“一只机”(摩托罗拉传呼机)、“一碗面”(康师傅方便面)风靡全国,如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3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落户,投资总额超过150亿美元,成为我国经济规模大、外向型程度高、综合投资环境优的“开放高地”之一。

随着开发区的蓬勃发展,上世纪90年代,天津改革开放再次迈出新的步伐。

1991年5月,天津港港区盐碱荒滩上围网立区,北方首个符合现代国际经济发展要求的保税区──天津港保税区正式诞生。经过两轮功能区整合,天津港保税区现已包含保税区、保税物流园区、综合保税区等多种海关特殊监管形态。

“保税区成立以来,对外贸易发展迅猛。”天津港保税区工委书记尤天成介绍,2017年保税区完成进出口贸易1277亿元,占天津市17%;跨境电商超400万单,今年将突破2000万单。

目前,天津港保税区实现了从海港发展至空港,再扩土到临港的重组整合,形成了民用航空、海洋经济、高端装备制造、快速消费品四大集聚产业,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快速崛起,一个开放的保税区正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。

在天津港东北部,有一片浅海滩涂人工吹填造陆形成的半岛式港区,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保税港区的坐落地。

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于2006年8月31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,面积10平方公里,是我国当时规模最大、开放度最高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。2007年一期4平方公里通过国家验收,2012年二期6平方公里范围通过封关验收。

从成立开始,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就一直担负着改革开放“先行先试”的角色,朝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重要标志区的方向前进。我国飞机融资租赁第一单、船舶离岸租赁第一单都出自这里。

从开发区“一枝独秀”,到开发区、保税区、出口加工区、保税物流园区、综合保税区、保税港区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、自贸试验区“群芳争春”,滨海新区已成为国家多层次开放的“试验田”。

截至2017年底,这片土地上已经聚集了6600多家外资企业、11000多家内资企业,注册资本分别为1450多亿美元和3.7万亿元人民币,在这里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超过140家。这片因开放而生、因开放而强、因开放而迸发希望的热土,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开放奇迹的缩影。

改革大潮奔涌不息

2013年5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滨海新区时明确指出,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,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,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,下大气力解决体制机制弊端。天津要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平台,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,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积累经验。

在国家博物馆,封存着109枚审批公章,这是滨海新区敢为人先的改革见证。滨海新区的发展史,就是一部改革史。

1994年3月,天津市提出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,这是滨海新区作为一个区域概念首次正式被提出。2006年5月,国务院颁布文件,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。

自此,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之后第二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,肩负起改革攻坚“探路者”和深化开放“先遣队”的光荣使命,努力为新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、积累新经验。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、金融体制改革,到土地管理体制改革、涉外经济体制改革,再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,滨海新区开始在一系列领域“先行先试”。

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滨海新区按下改革“快进键”,开启力度、广度、深度都前所未有的改革探索。

2013年9月,滨海新区实施第二轮管理体制改革,撤销塘沽、汉沽、大港三个工委、管委会,将27个街镇撤并为19个,12个经济功能区整合成为7个。

将“简政放权”当作改革棋局中的“先手棋”。2014年5月,滨海新区掀起一场破解“公章四面围城、审批长途旅行”之累的审批体制改革,在国内率先成立行政审批局,审批机构由原来的18个变为1个,审批人员由600人减少到109人,审批印章由109颗变为1颗,有效解决重复审批、多头审批、效率不高等问题。

审批主体的聚合和审批流程的再造,带来审批效率的“核聚变”。如今,办事人只需将要件通过网络上传,批复完成后就可以直接到行政审批局大厅领取证照。行政审批局的151项行政审批事项,目前都已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申报。

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。今年4月9日,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手机版电子营业执照在天津东疆首批发放和应用,打通了企业网上申报、登记审核、执照发放、银行开户等一系列环节,企业办照从“最多跑一次”变成“一次不用跑”。

以改革激发发展活力,不仅要大刀阔斧减少审批事项、减少审批流程,更要管好“监管的手”,既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,又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扰。

天津滨海新区发改委副主任唐中赋告诉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,通过市场监管、综合执法、检查方式、信用平台建设等改革,滨海新区在切实提高政府服务效能的同时,倒逼各部门转变职能,将工作重心向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转移,推动形成宽进严管工作新格局,成为各地学习的经验。

随着新一轮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,滨海新区“改革棋局”迎来了新的“落子”。

2015年4月,中国长江以北首个自贸试验区在天津挂牌成立,三个片区全部位于天津滨海新区。借助自贸试验区的东风,滨海新区制度创新掀起新的高潮,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怀拥抱着新一轮改革开放发展的“黄金期”。

目前,天津自贸试验区“金改30条”已基本落地,175项制度创新举措落地实施,大宗商品现货保税交易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保税货物流转监管模式、融资租赁公司收取外币租金等10项创新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。

得益于改革创新,天津自贸试验区用占全市1%的面积创造了全市约12%的地区生产总值、近10%的一般预算收入、四分之一的实际利用外资,以及三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额。

2017年12月,天津滨海新区启动了有关功能区体制改革,将区位相邻、功能定位相近的原中心商务区并入天津开发区,原临港经济区并入天津港保税区,将原属于开发区的社会管理职能剥离出来,以再创一个新的上升期。

“这轮改革前,滨海新区各个功能区‘各自为战’‘相互克隆’的现象仍比较明显。”尤天成说,以前天津港保税区有项目缺空间,临港经济区有空间缺项目。整合后的天津港保税区,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功能区改革的同时,滨海新区主动打破各级干部的“铁饭碗”。近期,天津开发区和天津港保税区针对干部“能上不能下”、发展活力不足的现实问题,刀刃向内,启动了处级干部竞聘,力求为经济主战场通过竞聘选拔出作风过硬、能打善战的“主官”和“战斗员”。

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,在这次处级干部聘任中,原有38个正处级机构被整合缩减到了31个。现任的干部都要全部“站起来,再坐下”。竞聘上的干部也不再是“能上不能下”,而是三年为一个聘期,如果不担当不作为,他们的位子甚至连三年都难坐稳。

“天津滨海新区因改革而生,因改革而兴,其发展历程,就是一个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。”天津市委常委、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说。

从经济体制改革,到综合配套改革,再到全面深化改革,“敢闯深水区”的滨海新区,始终挺立在改革先行的潮头,改革大戏紧锣密鼓,改革进程蹄疾步稳,改革大潮波澜壮阔,改革故事生动上演。

发展浪潮波澜壮阔

2013年5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视察工作时,对天津提出了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、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“三个着力”的重要要求。五年来,天津滨海新区在天津市委、市政府的部署下,按照“三个着力”的重要要求,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走什么路、为了谁、以什么为保障的问题。

波光潋滟,苇海荡漾,绿树成荫。站在风景如画的静湖之畔,很难相信这里曾是个盛满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、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污水库。

静湖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。十年前,三分之一是盐碱荒地、三分之一是污染水坑、三分之一是废弃盐田。经过十年发展建设,如今这里已是一座环境优美、生态宜居、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新城,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称为“生态城市建设的先行者”。

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,五大发展理念正引领中新天津生态城阔步向前。采访中,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主任单泽峰向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介绍,目前生态城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创意、互联网+高科技、精英配套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态势,国家动漫园、生态科技园等一大批项目拔地而起。

尤其是创新,正成为滨海新区新的引擎。走进与中新生态城隔河相望的天津滨海—中关村科技园,砖红色低层写字楼鳞次栉比。自2016年末挂牌成立以来,这里正成为京津冀协同创新的“新地标”。

“从揭牌到今年4月底,新增注册企业472家,注册资本金74.6亿元。百度(滨海)创新中心、京东(滨海)云创空间等大批创新项目落地。”单泽峰说。

2017年,滨海新区已拥有市级以上研发中心464家;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达到815.66亿元,同比增长35%;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总产值达2597亿元,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29.6%;新兴服务业增长30%。

“从上世纪90年代的‘一只机’‘一碗面’,到现在以大飞机、直升机、无人机、大运载火箭、通信卫星、空间站为代表的‘三机一箭一星一站’,滨海新区始终大力发展实体经济,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。”天津滨海新区区长杨茂荣说。

2017年,滨海新区制定了建设繁荣宜居智慧新城的目标,规划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,形成有四到五个在全国领先的重点产业,两到三个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,十个以上的千亿级产业集群,率先闯出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迭代更替、接续转换的新路径。

独行快,众行远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浪潮中,滨海新区走出“一亩三分地”,积极对接和服务北京、河北,唱好京津冀协同发展“天津大戏”的“主角”。

四年来,滨海新区累计引进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2900余个,协议投资额逾3500亿元。

在对接北京的同时,也积极服务河北的发展。

近日,装载着集装箱的“鸭绿江”轮,从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片区出发,顺利抵达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码头,实现了自贸试验区功能向河北港口的延伸。据介绍,这条“海上自由贸易通道”开通后,津冀港口形成了“境内关外”互联互通。平行进口汽车可直接在曹妃甸综合保税区落地清关,物流成本降低四分之一。

在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,滨海新区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,积极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大开放的格局。

近年来,东疆的飞机租赁公司利用“离岸租赁”创新结构,与马来西亚亚洲航空、印度尼西亚鹰航、尼泊尔喜马拉雅航空、巴基斯坦宁静航空等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航空公司开展飞机租赁业务。

“中国中车、中国铁建、中国中铁等央企纷纷在天津东疆设立融资租赁总部,通过融资租赁出口高端装备,支持中资海外项目建设。”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柳介绍,目前,天津东疆正全力打造海外工程出口基地,为海外工程出口企业相关物资出口、维修、组装提供载体。

站在新的起点上,天津滨海新区正在大力推进“三六一”思路举措,即发展集聚经济、开放经济、智能经济“三大经济”,实施协同发展深化行动、产业聚焦升级行动、深化改革攻坚行动、开放环境创优行动、城市品质提升行动、民生福祉增进行动“六大行动”,强化全面从严治党“一个保证”,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,更加美丽的改革开放发展画卷正在徐徐打开。

(责任编辑:郭禹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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